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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陷阱　是怎么回事

城市化陷阱 ：大都市环境脆弱不堪一击 当人们每天在城市奔忙穿梭，享受着文明成果，尽管时不时会有几句抱怨，但总是容忍着它愈演愈烈的弊端。其实，城市，它早就“病”了。哪怕自然界一次降雨或下雪，也会让大半个城变得“消化不良”，落入积水的围困中或暴雪的覆压下。更不消说常常伴随着冬季到来的停气和夏季的限电、缺水等外在变化，还有它自身出现的种种状况，看似活力四射的城市，往往在陡然间陷入瘫痪。

诊断 何为“城市病”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诸多负面影响。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貌似强大，有时却因为一场雪灾、电煤告急、限制用气等一点小问题，而变得不堪一击。

病情 “摊饼”式扩张

“北京是个大郊区”，环线已修到六环，有的地段到了河北地界。有网友开玩笑说，沿着六环走，手机会收到“河北移动欢迎你”的短信。这种“摊大饼”式的扩张，是一种无序发展的模式。即便修地铁、高架桥，但千百万人聚集在这张“大饼”上，各种车辆到处行驶，只能是人满为患、环境嘈杂。

借鉴 构建城市群

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中心只有300多万人口，而周边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0多个中小城市，构成“大洛杉矶”城市群，总人口近1000万。原本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分散成一个个中小城市，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和集中居住的作用没有下降。纽约和巴黎大体上也是如此布局。

提醒 别重蹈覆辙

发达国家当年的“城市病”如今正在中国许多城市“蔓延”。中国有655个城市，京、沪、渝、穗、津人口超过千万，其中有1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病”治理，加强为社会、为百姓服务意识，提早研究规划，避免城市发展重蹈痼疾缠身的覆辙。

几天前，一则发生在英国的消息在网上点击率颇高。家住苏格兰的一名妇女在圣诞节前两天出门采购食品，结果一场暴风雪阻塞交通，让她有家不能回。她不仅错过了与家人团聚相庆的圣诞节，也没能一同迎来元旦。等到十多天后，她终于再次站到家门口，2010年的日历已经撕去几页了。

中国人没法儿“笑话”英国大婶夸张的遭遇。2008年初，蔓延了大半个中国的雨雪冰冻灾害，就更是让多个城市里的无数个家庭和个人有了一种独特的体验：那时，不断爆出有人徒步千里回家的新闻。再比如说西安，也就是几年前，几乎每逢降雨、下雪，拥堵得一塌糊涂的城市也一度阻挡了人们回家的路。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家，居然变成城市人群的梦想。在提及上述见闻时，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自然气候难辞其咎。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其间的城市“病”了。因为一个个突发状况而时不时“病”倒的城市，被放在了“手术台”上。

病象

“北京是个大郊区”

对于西安市民来说，城市积水早已见多不怪。曾经，西郊昆明路是雨季里大名鼎鼎的“昆明湖”，纯凯判而繁华的小寨也屡屡“水漫金山”。至于多个路段上的拥堵，更是家常便饭。有人因此把城市排污管道不通畅比拟为像人一样的“消化不良”，而交通拥堵则是“肠梗阻”。

“这就是大做改城市病。”67岁的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严正教授对华商报记者如是说。2003年，严正主导了名为“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报告”的学术研究，撰写了《中国城市发展问孙弊题报告》，列举了“城市病”的种种病象，包括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噪音污染、社会治安问题等方面。而涉及到交通拥堵这个世界各国都头疼的“城市病”，报告更是用了单独一个章节来阐述。

“不独西安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都会由此引起一系列城市问题。”走过世界20多个国家、到访诸多国际大城市的严正看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所谓“城市病”越来越多、愈演愈烈。

严正的研究结论是，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貌似强大，却往往因为一点小问题，比如“输血管道”的暂时中断而变得不堪一击。一场雪灾、电煤告急、限制用气，都会使城市陷入危机。

而“病了”的城市，不仅影响人的生活，甚至还吞噬人的性命。

就以交通这一“城市病”为例，发生在中国最为极端的事情是在1999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记得，那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一条道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王军后来看到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批评说，千万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北京，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体现着建筑和城市发展的不协调，小型运输机械常常不得不与体型庞大的运输卡车，以及为数众多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抢道，“要么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而过，要么陷入到永远无法摆脱的交通阻塞之中。”

当年的北京，“病”得不轻，甚至到今天，它的“交通病”还没有根治。美国新奥尔良土伦大学设计中心葛满囤教授曾对王军说：“北京是个大郊区。”因为“北京只追求道路的宽度，而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车辆）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

诘问

城市的“死”与“生”

在中国，关注城市化，才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陕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王嘉让教授对华商报记者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不是“城市病”，而是所谓“恐城症”——比如“上山下乡”政策，是把大批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曾经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现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的朱幼棣，在其出版的《后望书》中这样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压缩，4年撤销建制市40多个。

而从1980年后的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没有出现减缓的势头。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多。不久前召开的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今年，陕西城镇化将达45%。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城市蓝皮书》披露，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达到45.7%，城镇人口6.07亿，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的城市人口超过千万。

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除了人类的新技术革命，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只是，中国城市的快速“生长”，衍生出一个个与之俱来的城市问题：怎么规划？怎么建设？怎么管理？怎么维护？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电煤气、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的紧缺。这些问题似乎令城市的管理者猝不及防，城市的负面性暴露得越发充分和复杂，稍有不慎，城市就连咳带喘地“病”了。

其实，这不单是中国遇到的问题。77岁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鲍世行研究员为华商报记者梳理了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早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催发的工业化、从而催发的城市化，使得从人口的集聚到生产力、基础设施等各种要素的集聚，引发城市像人“局部感染”似的“病”起来。

早期遇到过“城市病”的欧美国家，也尝试着试图解决问题。直到1961年，一个叫做雅各布斯的美国妇女对“城市病”发出哈姆雷特式的诘问，她写了一部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曾是一名跑建筑口的记者。在她的眼里，诸多病症使得美国的大城市俨然是濒临“死亡”了。她用妇女特有的“絮叨”试图颠覆人们对“城市病”固有的评价。比如她认为“交通拥堵并非汽车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再比如学者们说“应该打开城市空间”，她却“觉得要把城市变得更密，形成一种其乐融融的混乱”。

雅各布斯把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城市放在了手术台上，不留情面地解剖。尽管几乎所有的城市规划者都被激怒了，认为这本书是“妇人之见”，“除了絮叨、除了给城市规划带来麻烦，什么也没有”，但耐人寻味的是，至此，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被改变了——从“死”走向了“生”。

近50年前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书，在2005年有了中文版。它来得这么晚，又这么及时。人们发现，美国当年的“城市病”，正在中国目前许多城市里发生着。

治病

关键是政府足够重视

说起“城市病”，王嘉让教授体会颇深。他举例说，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上下班是个大问题，从南郊住处到东三环，20公里，遇到如雪天拥堵时，“有私家车也没用。”首都成了“首堵”。

相对于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病”，王嘉让说，政府更重视自然灾害等偶发、突发事件带来的“城市病”，这已成为考验政府管理的一个考核指标，各个职能部门都出台了应对各种状况的应急预案，比如与城市关联密切的电力、运输、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

但是有些问题，不是一个预案就能解决的。王嘉让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规模要有所控制，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遇到的问题相对要少许多。人数一旦集聚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交通就成为痼疾。而应对这一问题，“政府的传统解决思路是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如今，北京的环线已经修到六环了，有的地段到了河北的地界。有网友开玩笑说，沿着六环走，手机一定会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河北移动欢迎您。

严正教授批评说，这种“摊大饼”式的习惯性作为，使城市形成单中心，无休止地蔓延、扩张，是一种无序发展的模式。即便修地铁、高架桥，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张“大饼”，千百万人聚集其上，各种车辆到处行驶……只能是人满为患、环境嘈杂、空气污浊。只要想想就让人头疼得不行。

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朱幼棣在其撰写的《后望书》中，直言批评了一些城市规划的“短命”，“这反映了决策者、制定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

王嘉让列举国外一些大城市应对“城市病”的经验。典型的如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中心只有300多万人口，而周边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0多个中小城市，构成“大洛杉矶”城市群，总人口近1000万。原本可以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分散成一个个中小城市，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和集中居住的作用没有下降。

而纽约、巴黎，也大抵如此。以这一经验来对照西安，南北两个中心以及正在建设的“西咸一体化”，也颇有些城市群的意味。

这样做就能把“城市病”彻底治愈吗？王嘉让希望政府管理能从更长远的战略思路来考虑。他将这一问题的外延伸展到了政府部门的设置上：“目前，解决此类城市病的机构，也就是管社会的结构，其实不太多。”

王嘉让认为，政府管理职能应过渡到现代社会的管理上，“为社会、为百姓服务的意识要加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城市病”，“政府重视得还不足”。

借鉴

避免国外“逆城市化”

与前述几位专家学者略有不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安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韩骥教授认为，中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才有所谓“大城市病”，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是在传统的农业城市进入现代城市过程中得的“病”。

“现在困扰城市最大的交通问题，主要是设施不完善、交通组织能力太低、管理水平不高造成的。”韩骥对华商报记者说，这与“城市病”没有关系。他笑称，对待这样的问题，外国专家认为我们是“儿童病”，我们却认为是“老年症”。

王军曾请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评价北京的城市发展。贝聿铭说：“北京总是在变化，（我）每次来都在变。但是，北京只有cityplan（城市规划），没有urbandesign（城市设计）”。他直言不讳：“这样就很难搞好。”

“很难搞好”的城市最终会迫使人们不愿意住在城市中心区，以至于“逃离城市”。韩骥说，国外“大城市病”的表现之一，是城市空壳化和郊区化：原本繁华的市中心由于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有钱人搬到郊区去了，市中心成为平民和流浪者的家园。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过这种“逆城市化”。

鲍世行认为外国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作为解放后第一批学习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员，鲍世行曾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唐山大地震后唐山等地的重建规划。他认为，“城市病”是伴随城市发展，出现问题、解决、再出现新的问题、再寻求对策解决，像潮水一样，有一个不断涌现的过程。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借鉴价值。他认为，应提早研究国外已经出现过的问题，提前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规划，以避开人家走过的老路。

令人忧心的是，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而大都市或许意味着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盲目。这种盲目性一旦变成现实，将使前景美好的城市重蹈痼疾缠身的覆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脚步正在踏进，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手术台”上的城市来说，这是个良好的祝愿。

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被世界称为“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拉美国家的移民中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占绝大多数。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由于缺乏规划扮岁，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第二，大城雀数市出现大量贫民窟。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由于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贷，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

第三，城市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第四，过度城市化造成环境恶化。一是自然环境恶化。由于长期贫困和缺乏就业，穷人通常被迫在环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厅岁睁民一旦居住下来，必定会加重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二是生活环境恶化。由于政府职能缺失，城市又无限扩张，尤其是贫民窟内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设施极度短缺。三是社会环境恶化。在一些城市时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是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