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房地产销售低迷,到底该不该救楼市?大疫之下,20多个城市紧急推出楼市“救市”新政。如河南驻马店下调首付比,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从30%下降到20%,这相当于将购房的杠杆放大到了五倍。这种加杠杆的楼市宽松政策,在去年是万万不敢出台的。毕竟,守住高首付比是中国防控楼市风险的关键政策。但是,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这次的新冠疫情是一次突发的现金流“事故”。疫情信息公开后,房地产销售、建设、投资及土地拍卖全面停止,房地产的韧性备受考验。疫情中断了房企高周转,现金流压力大增及负债率上升。疫情对楼市的打击,“颗粒无收”事小,终结高周转事大。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高周转对房地产的重要性,高周转可以说是大型开发商的“生命线”。高周转模式,极限压缩从拿地、建设、去化到资金回笼整个周期时间。开始是万科提出来的,即万科5986高周转模式:拿地5个月即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六成产品必须是住宅。后来,因担心施工安全及房屋质量,万科放弃了高周转模式。但是,碧桂园继承了这一模式,并在近些年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地产业高周转提速,大概在2015、2016年开始。当时,中国刚刚全面启动“供给侧改革”,全国房地产进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阶段,楼市调控升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
三年下来,高周转给中国地产业带来什么?一、中国地产规模快速膨胀,三四线城市价格普涨。房地产,是一个地方性极强的行业,地产商只能避重就轻,攻击三四线城市,借棚改货币化之势,在三四线城市攻城拔寨,全国房价应声上涨衡正。二、经济杠杆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家庭以及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快速上升。房地产高周转,是一种“大而不倒”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金融逻辑。这些年,高周转放大了房企的杠杆,加剧了房地产的脆弱性,银行风险更大、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目前,中国经济杠杆率属于什么水平?
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1%,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2%,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4.5%。目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美国,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未富先“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债务。再看土地财政到了什么程度,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昆明、南宁、太原、长春。所以,政府救楼市,表面上救开发棚拦改商,其实是在救银行、救财政。综上所述,这次疫情,政府必链判须对经济施以援手。政府救市的目的是,修复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供给系统,帮助企业主重构市场预期及信心。所以,不管从哪方面考虑,楼市应该救,也必须救。
大疫之下,20多个城市紧急推出楼市“救市”新政。
如河南驻马店下调首付比,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从30%下降到20%,这相当于将购房的杠杆放大到了五倍。
浙商银行也放大了购房杠杆,将非“限购”城市的首套房首付比从原来的三成调降至二成。
如苏州的土地新规,取消现房销售和封顶销售的限制,试图促进地产商快速“回血”。
这种加杠杆的楼市宽松政策,在去年是万万不敢出台的。毕竟,守住高首付比是中国防控楼市风险的关键政策。
又如湖南衡阳用财政补贴楼市,购买新房和存量住房,所缴契税税率为1%的,由市财政按所交契税对购房人予以全额补贴;税率1.5%的,补贴2/3;税率2%及以上的,补贴50%。另外,新房项目地下车位首次出售的,财政补贴1000元/人。
还有浙江杭州抢人才、救楼市两不误,A类高层次人才最高可享受住房补贴800万,B、C、D类人才分别给予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购房补贴等。
这种直接补贴楼市、补贴高层次人才的做法,令人感到困惑:财政税收到底该用在何地?救助穷人,还是补贴精英?补贴购房者、开发商,还是无立锥之地的穷人?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这次的新冠疫情是一次突发的现金流“事故”。
疫情信息公开后,房地产销售、建设、投资及土地拍卖全面停止,房地产的韧性备受考验。疫情中断了房企高周转,现金流压力大增及负债率上升。
疫情对楼市的打击,“颗粒无收”事小,终结高周转事大。
近些年,中国房地产已演化为一种高周转、高杠杆的金融项目。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高周转对房地产的重要性,高周转可以说是大型开发商的“生命线”。
高周转模式,极限压缩从拿地、建设、去化到资金回笼整个周期时间。开始是万科提出来的,即万科5986高周转模式:拿地5个月即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历悔六成产品必须是住宅。
后来,因担心施工安全及房屋质量,万科放弃了高周转模式。但是,碧桂园继承了这一模式,并在近些年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碧桂园的高周转被业内称为“456模式”,即拿地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笼,6个月资金再周转。
中国地产业高周转提速,大概在2015、2016年开始。当时,中国刚刚全面启动“供给侧改革”,全国房地产进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阶段,楼市调控升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
这一政策转向,对房地产供给来说意味着:
一是供给端产能过剩,需要快速出清。
二是房地产企业“喜提”货币的年代结束,资本面紧缩,融资成本大增。
2016年,资管业务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过去三年的资管大潮快速退潮。资管新规落地后,小型地产商通过资管、私募融资的渠道大幅度缩窄,融资成本攀升。
此时,房地产企业,怎么办?
2016年左右,房地产企业面临一次拉开级别的战略选择。
很多小型地产商,陷入流动性困境,不得不压缩产能,快速“回血”求生。
而中型地产商和部分地产巨头,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中梁、泰禾、阳光城等中型地产商,纷纷效仿做烂圆碧桂园的高周转模式,逆势加杠杆,玩转高周转,虎口夺食,狼吞虎咽,试图快速跻身全国性大型地产梯队。
为什么这些地产商逆势而行?
当时,“跑步进入行业前30,否则死掉”,成为业界的共识。
中型地产商面临“生与死”的两难选择:
要不逐渐收缩,控制成本和现金流,甘愿做地方小企业;
要不放大杠杆,快速跻身前30强,迈过千亿大关,纯塌依靠规模与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
于是,大型及中型地产商攻城略地、速战速决,将高周转玩到极致。
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报告,2017年,500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从0.35骤降至0.16,到2018年又下降至0.13。
三年下来,高周转给中国地产业带来什么?
一、中国地产规模快速膨胀,三四线城市价格普涨。
房地产,是一个地方性极强的行业,地产商只能避重就轻,攻击三四线城市,借棚改货币化之势,在三四线城市攻城拔寨,全国房价应声上涨。
例如,从2016年到2018年,中梁控股,销售规模从一百亿跃升为千亿,挺进地产前20强。
2016-2018年,中梁分别拿到63块、119块、221块地,其中有34块、88块、168块地位于三四线城市。这匹黑马,采用极致高周转模式,攻占三四线城市,被业内称为“三四线城市收割机”。
二、经济杠杆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家庭以及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快速上升。
房地产高周转,是一种“大而不倒”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金融逻辑。
高周转,相当于快速地将地产推入金融高速轨道,即利用最少的时间,最大的杠杆,把规模做到最大。其实,这是一种无限接近“空手套白狼”的玩法。
为了快速扩大规模,中型开发商大量采用合作杠杆,使用资管、信托等高成本融资手段。
大、中、小型房企的合作杠杆率分别为0.19、0.24、0.16,中型房企的合作杠杆率明显高于大型房企。
我们还看中梁,中梁的扩张资金主要来自信托、资管――一个叫忠信资本的资本运作平台。去年中梁招股书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中梁还有109个信托或资产管理计划尚未偿还,总额达到147亿元,占借款总额约54.5%。
我们再来看这家公司的负债率变化:2015年为1335%、2016年为1790%、2017年为339%、2018年为58%。
犹如过山车般惊心动魄的负债率曲线,说明中梁高周转是一种极端杠杆模式。
这些年,高周转放大了房企的杠杆,加剧了房地产的脆弱性。事实上,过去两年,银行信贷收紧,地产商融资成本增加,一些中小房企资金链断裂。
但是,这条负债率曲线也说明,一旦房企拿到“安全门票”,便容易通过传统渠道融资,如银行信贷、股票市场,从而降低负债率。
所以,高周转导致房地产市场更加脆弱、银行风险更大、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通过这轮高周转,大型房企与银行、政府形成高度关联的利益共同体。
终结高周转,深层次的压力在银行和政府身上――金融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土地财政。
目前,中国经济杠杆率属于什么水平?
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1%,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2%,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4.5%。
目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美国,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未富先“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债务。
再看土地财政到了什么程度,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昆明、南宁、太原、长春。
各大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来源:网络公开数据,智本社
所以,政府救楼市,表面上救开发商,其实是在救银行、救财政。
疫情期间,地方政府准许开发商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延期缴税,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降低信贷门槛,给房企提供信贷支持;开放售楼处,降低预售门槛。
房地产商与所有企业一样对这次疫情毫无准备,打断了房企的高周转,势必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甚至加剧房企倒闭。
苏州的土地新规,取消现房销售和封顶销售的限制,这其实很明显地在支持高周转,促进地产商快速“回血”。
很多人会问,地产商赚了这么多钱,难道扛不过这几个月吗?
在高周转的推动下,每一个项目就像接力跑,从拿地到销售,一环套一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资金快速滚动。公司利用快速周转的现金流及快速获得的土地,从银行、资管等渠道获得资金。
这就相当于负重快速奔跑过浮桥,是停不下来的,一旦停下来则掉进河里。一旦销售终止或销售快速下降,新项目融资成本高企,同时支付利息的压力巨大。
那么,楼市非救不可吗?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次疫情,政府必须对经济施以援手。
通常,经济正常波动,政府不需要救市,更不能深度介入市场。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疫情的突然爆发导致市场中断,这并非“正常”的经济波动。
疫情爆发初期,疫情信息未能流动,市场没有接收到信息,导致供给系统失灵。当疫情信息公开后,政府接管、严控,市场被迫中断,企业猝不及防,打乱了企业主的预期。
政府救市的目的是,修复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供给系统,帮助企业主重构市场预期及信心。
但是,政府出手,不应该是救楼市,或是救车市,亦或是救任何一个产业、市场或企业,而应一视同仁地“救市”。
什么意思呢?
救助任何一个产业、一个市场或一家企业,都是对市场竞争规则的破坏,对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及个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我们习惯于站在集体的角度,民族大义的角度,国家利益的角度,支持救楼市,等于稳增长,等于救经济,等于救每一个人。
其实,这种观念,不但错误,而且富有欺骗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救楼市其实是救开发商、救银行,跟普通人没有关系。
即使救楼市,跟你有关系,对别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比如,政府拿税收补贴楼市或车市,为什么这笔钱不给家具、电子、农业、互联网呢?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新冠肺炎患者?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因疫情破产的企业主、因疫情失业或被降薪的工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所谓有益的补贴是有害的――尤其是对比较贫穷的阶层人士来说――其有害程度甚于任何一种对生活必需品的沉重课税。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解释的更清楚。
他曾经写过一篇反讽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国会的力量阻止人们使用阳光,可以让蜡烛销售量更高,利好于蜡烛厂商及工人,这是看得到的。
但是,难以被发现的是,人们使用阳光,不需要这么多蜡烛工人,这些工人也可以干别的工作。只是具体的别的工作,不容易看到。
其实,消费者本来可以免费使用阳光,如今却要花钱买蜡烛,这无疑是用消费者的损失来填补蜡烛行业。
巴斯夏认为,国家不能补贴高雅艺术。他的理由是,当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高雅艺术的时候,那些钱就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肯定有人在别的地方受损了。
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救助了一家犯错误的企业,实际上是在惩罚许多决策正常的企业。救助一家企业,其实是破坏了市场规则,破坏规则的代价却是全体国民来支付的。
有些人说,哪来的这么多公平,政府只能顾及整体、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这不是少数人利益、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市场理论,那就是私人契约。
市场竞争,不支持公共契约,不支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不支持民主投票,只支持个体的私人利益。
什么意思?
比如说,通过民主投票,即使多数票赞同救楼市或救某一家企业,也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即使救助某一企业或市场,表面上利好于大多数人,但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做,短期损害了那些被忽视的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同等重要),长期则不利于所有人的利益(社会福利的损失)。
如果自由竞争诉诸于民主规则,其实属于“多数人的暴政”。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但是不是自由竞争的规则。
所以,任何打着公共利益的救市政策,都值得警惕。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尤其不能刺激楼市。为什么?
原因有三:
一、刺激楼市,助长楼市泡沫化,加剧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
受疫情冲击,信贷资金流向楼市的闸门在松动,降低首付比的口子打开,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增加经济杠杆率。
很多人认为,房价下跌,楼市萎缩,房企倒闭,经济衰退,政府救楼市,不一定让房价上涨,支持维持市场稳定,从而稳增长。
这种观点是朴素的,但不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刺激楼市,即使房价不上涨,至少造成三个糟糕的结果:
一是负债率上升,泡沫风险更大。
新冠疫情是一次非典型的压力测试,看看中国经济的韧劲,看看中国企业及家庭还有多少现金流来支持负债。
若继续刺激楼市,房地产将进一步吸收中国家庭的现金流,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其实是用一个更大的泡沫覆盖原来的泡沫,试图将风险往后推。
二是投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规律。
近些年,中国投资收益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自2014年开始,央企及民企(上市公司)的投资率从40%左右下降到了20%左右。
为什么呢?
最近,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贵州按下基建投资“快进键”,涉及投资规模逾万亿元,试图快速追回疫情的经济损失。
但是,当技术没有进步,持续追加投资的结果是,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过剩的高速、机场等基建,带来的效益是负的。
有人说,保楼市,是保信心。刺激楼市保增长,如抱薪救火,何来保信心。对有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对无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如谎报疫情,属瞒天过海、糊弄国人。
三是贫富差距扩大。
房子建起来,并不是有人买就是好事。楼市,是消费市场,也是投资市场。楼市火热,有可能是货币现象。
所以,刺激楼市可以给经济带来规模,但却无效益;给一部分人带来财富,但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
二、刺激楼市导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加被动,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局。
过去一年多,中国楼市的调控主旋律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严控信贷资金流向楼市。
为什么?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楼市设置了高压线,房价继续上涨或泡沫继续扩大,汇率风险则更大,资金外流的风险也更大,进一步开放尤其是金融开放的压力就更大,中美贸易谈判就更加被动,宏观政策更加乏力。
今年1月份,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双方达成共识,维持汇率稳定,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干预汇率,保持汇率市场的透明度。
如果释放货币,刺激楼市,泡沫增加,会促使资产及货币贬值的压力增大,影响汇率的稳定性。这时,若逐渐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外流和汇率市场的风险难以预料。
有人觉得,保楼市实则稳增长,稳增长与促改革两不误。这种观点是理想主义的,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如今只要发放货币能度日,刺激楼市能保增长,则无决心启动真正的改革,导致改革拖而不决。
所以,于理论于形势,于规律于问题,不可刺激楼市。
当下房地产销售低迷,到底该不该救楼市?近期,有关房地产信贷政策松绑的传闻甚嚣尘上,尽管几大行均未证实,但传闻反映出的救市冲动颇为真切。在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财政”缩水的情况下,这种冲动不难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度过“黄金十年”的房地产业,已无力承担提振经济的“重任”。在调结构、去房地产化的重要阶段,切勿重走房地产救经济的老路。
对于信贷政策,部分地方政府公布了相关措施,挽救市场与提振信心的目的明显。在房地产发展史上,这一幕似曾相识。2008年,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从当年10月起,多个城市出台文件进行救市。10月22日,三部委发文指出,金融机构对居民头次购买住房提供贷款,贷款利率下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7倍;较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随后,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如今的情形是,低迷的销售量似乎表明,只有信贷彻底松绑,才能激活房地产市场。那么,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要不要救?
第1,我国正处于“调结构”的重要阶段,“去房地产化”是调结构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很多地方,培指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避免房地产业继续“绑架”宏观经济,是未来的政策重要考量。换句话说,为了使宏观经济不被“绑架”,坚决不能救市!
第2,度过“黄金十年”后,房地产业将告别高增长阶段。随着整体供需关系逆转和人均居住面积提高,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难以为继。近期以来,房地产增速连续多月低于固定资产*增速,表明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下滑,且这种趋势难以逆转。所以,基于这种判断,尽管多数从业者已习惯于“低迷期救市”的固有逻辑,但靠房地产救经济的老路显然走不通。
不过,在城镇化方兴未艾、房地产业仍承受政策高压、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对房地产政策进行微调仍有必要。但这种调整不应以“救市”之名,而需站在维持市场平稳运行、推动经济健康增长的配蚂配角度。首先,房地产信贷政策有必要适度放松。在现有信贷政策下,头次置业需求和改善需求仍受诸多限制。引导合理需求释放,是房地产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适度放松信贷政策、降低购房杠杆,在现阶段颇有必要。
其次,避免地方救市行为“越线”。所谓“越线”,是指逾越土地、信贷等红线。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容易出现土地粗放利用、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地方融资平台过度*等乱象,对此需警惕并严格监管,避免市场非理性膨胀,并带来新的供应过剩和金融风险。物孝再次,加快建设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住房供应体系、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等建设,有助于维持市场平稳运行。在供需关系发生逆转、市场进入低速增长期的当下,这些长效机制的推出迫在眉睫。
较后,加快推进城镇化相关改革。城镇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较大红利,同时是房地产业进入“白银时代”的重要背景。加快推进与城镇化相关的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既能开启经济增长新动力,也有助消化房地产市场过剩库存,避免市场“硬着陆”
个人认为现在不应该拯救楼市。因为现在的楼市处于转型期,国家对房地产铅庆肆一直是稳差戚定状态。如果拯救楼市必然会导致房槐轿价升高,会引起社会的很大连锁反应,国家肯定不会贸然行事。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相信用不了多久,楼价又会涨回来。